黎彣彥（特約作家）
領軍美國聖母大學女子籃球隊（University of Notre Dame）拿下兩次全國冠軍、生涯超過900場勝利的名人堂總教練Muffet McGraw，4月22日對外界拋出震撼彈—宣布退休，且離開打拚40年的籃球圈。
「我已經準備好遠離籃球，對未來的事我保持開放態度，在任何能夠為女性發聲的領域，你將會看到我的身影。」
McGraw最為人稱頌的除了她輝煌的戰績，還有她在媒體上對性別平等的大聲疾呼。在2019年賽後的一場記者會中，McGraw兩分多鐘的發言讓她登上各大媒體版面：
「我已經對人們用新奇的語氣來描述第一位女性州長、第一位非裔女市長感到厭倦，什麼時候這些可以成為常態而非例外？我們沒有足夠的女性典範、甚至沒有足夠的女性在領導階層來告訴學習中的女孩，妳不必模仿男性的風格，長大後也能成為優秀的領導人。」
「當你看男子籃球，99% 的工作都歸於男性，那為什麼在女籃裡不是99% 的工作歸於女性？或許這是因為在NCAA一級執行長角色中，只有10% 是女性。人們會僱用和自己相似的人，而這就成為了問題。」
根據美國明尼蘇打大學塔克中心「女性與體育研究」（Tucke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Girls & Women in Sp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），2018年在NCAA一級體育聯盟中，女性擔任總教練的比例約為41.8%，而單就女籃項目來說，該比例為59.3%。
這樣的數字看似不會太差，但在1974年、為落實性別平等的美國《教育修正案第九號條款》（Title IX）通過後兩年，塔克中心的數據顯示，在當時有超過90%的大學女子校隊由女教練領軍。這幾十年來發生了什麼？為什麼致力於性平發展的法案通過後，女性與其他弱勢族群反而離平等更加遙遠？
「原因很簡單，或許是因為女性偏好更普通、更少壓力的生活，因此沒有這麼多女性想擔任教練的工作。」康乃狄克大學女籃總教練Geno Auriemma 2017年對媒體這麼說，並補充說明自己雖然是白人男性，也透過雇用女性助理教練來弭平性別不平等的鴻溝。
然而，這樣沒有惡意的假設──假設若女性沒有好的職涯機會，一定是因為她們不想爭取──往往更讓人沮喪。或許在談平等之前，我們都要先學會理解，光是「身為女性」這件事本身，就隱藏了多少需要被克服的困境。
在談平等之前，先要看見困境
美國在《教育修正案第九號條款》通過前，多數的女子體育和男子體育項目各自運行，而女子體育在當時也幾乎由女性主導。然而法案通過後，隨著各類體育部門的人事整合，男性執行長接下了組織管理的任務，而女性則被指派擔任秘書。這對日後「誰被雇用為女子體育項目教練」的問題產生深遠影響。
此外，當更多資金流向大學體育，男性也在高薪的吸引下對擔任女子隊伍的教練一職更有興趣。然而，女性並沒有同樣的機會。資料顯示，在擔任大學男子校隊的教練中，僅有3% 是女性。
根據澳洲體育委員會（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, ASC）研究調查指出，女性至少要克服五大困境才能追求更好的領導機會：
困境一
在體育圈與相關組織中，缺乏能夠培育同性別人才的女性典範人物，而和男性同儕相比，這些學習中的女孩因此少了更多拓展人脈、得到適切職涯建議的機會。
困境二
全國體育組織的董事會幾乎由年長男性主導，並由他們招募會員來頂替自己的領導位置。而在美國，負責雇用人才的NCAA一級執行長中，88% 也由白人男性組成。
困境三
在地方性的體育社團或協會，女性仍舊只佔少數，因此當組織選舉時，女性更難被遴選為領導人、強調女性權益的政策也較容易被忽視。長期在地方組織被忽視的結果，也加深地區性或全國性組織性別不平等的鴻溝。
困境四
長期由男性主導的地方性體育社團或協會，常在有意或無意間形成一種崇尚男性特權的文化，並缺乏顧及女性成員想法或需求的彈性，有些甚至公然歧視女性。這些文化使女性加入地方組織的意願大幅降低，也導致代表性不足的惡性循環。
困境五
由於主要家庭照護者的角色大多落於女性身上，這使她們難以投資更多時間參與體育活動或管理職位。為了使女性有更多機會投身管理階層，組織必須調整政策以符合更多女性成員的需要。
McGraw接班人、聖母大學新任總教練Niele Ivey對此便深有感觸：「McGraw讓我們在合理的時間回家和孩子一起晚餐，如果有需要的話，我們也能帶著孩子去客場比賽，甚至請假陪他們去看醫生。有了她的鼓勵和支持，我不需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。」
除了上述這五種困境，身為女性教練在體育圈會遇到的難題還包括：媒體常對妳的服飾和執教風格大做文章、若抱怨性別不平等，往往落得被開除的下場，另外，女性教練若遭解聘，也較難得到被二次雇用的機會。
比一般女性更弱勢的還有她們
「當男性教練遇到瓶頸時，人們常以『這真不是個好時機』來帶過話題，但當女性教練──特別是黑人女性──遭遇挫敗，得到的反應卻通常是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真是個糟糕的教練』。」聖母大學助理教練Carol Owens補充，「黑人女性在這個產業特別不能被原諒。」與此同時數據也顯示，在取得NCAA比賽參賽權的 64支女子隊伍當中，只有6位黑人女性總教練。
另外還有一個族群同樣缺乏關注與討論。Melanie Balcomb，美國范德堡大學（Vanderbilt University）女籃前總教練，打下隊史最佳紀錄，卻在2016年離職時得不到工作機會，原因是她的「非傳統家庭背景」──同性伴侶和共同收養的非裔美國小孩。
「女同志教練在求職過程中常常必須在家庭和工作間做選擇；另外，她們在目前工作的單位出櫃後，可能得到同事的支持，但當要申請其他機構時，她們就得考慮對方的執行長是否會僱用公開出櫃的教練。」根據媒體報導，在NCAA女籃一級球隊中，僅有三位公開出櫃的女性教練。「恐同症在體育圈仍是個在房間裡不被觸碰的白色大象，」Balcomb說。（在房間裡不被觸碰的白色大象，象徵一個重要且顯而易見的問題，但因為會造成某些人的不愉快而不被討論。）
在談平等之前，要先看見──看見那句「沒有這麼多女性想擔任教練」的假設背後，那些結構性的困境。也要讓更多女性、少數族裔、LGBTQ群體的努力和成就被看見、被關注，讓學習中的孩子未來也能看著這些典範人物，並自信地告訴自己：「不必學習男性或主流的領導風格，我也能成為優秀的領導人。」
